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西郊，地處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積約12平方公里。從2020年3月啟動發掘至今，共計發掘面積1202平方米，初步摸清了祭祀區的分布范圍和內部布局。6座“祭祀坑”出土編號文物12000余件，其中銅器1000余件、金器520余件、玉器530余件、石器120余件、陶器13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鳥形金箔飾、銅頂尊跪坐人像、玉璋、神樹紋玉琮等，部分文物的造型和紋飾前所未見。

       新發現的前所未見的遺跡和文物，進一步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文化內涵；也將深化關于三星堆遺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場景和祭祀體系研究，彌補以往這方面研究的缺陷和空白。同時，進一步實證和闡釋“古蜀文明是中華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基本認識。

湖北云夢鄭家湖墓地

       鄭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夢縣城關鎮，楚王城城址的東南郊，總面積約15萬平方米，西距睡虎地墓地約3000米。遺址出土了一批珍貴的文字材料，包括遣策、銅鼎銘文和長文木觚。其中，戰國晚期木觚全文約700字，記載謀士筡游說秦王寢兵立義，體例和文風與《戰國策》近似，為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中華第一長文觚”，形制罕見，內涵豐富，學術價值重大。

       本次發掘清理了一批難得的秦文化飽水墓葬，極大地豐富了秦墓資料的完整性；活化了秦漢帝國大一統進程中重要節點的歷史場景。

陜西西安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位于陜西省西安市東郊白鹿原上，北距世傳為漢文帝霸陵的“鳳凰嘴”約2000米。考古資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邊的遺跡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陵區，與漢高祖長陵、漢景帝陽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體規模相當，并有顯而易見的發展演變軌跡。結合文獻記載，可以確認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

      本次考古工作否定了“鳳凰嘴”為漢文帝霸陵的傳統認識，確定了霸陵的準確位置，解決了西漢十一陵的名位問題。包括漢文帝霸陵在內的西漢帝陵規模、形制、布局及內涵的基本掌握，為西漢帝陵制度形成、發展、演變的研究提供了詳實的考古資料，為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

       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肅省武威市西南，地處祁連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區冰溝河與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崗之上。墓葬均具有唐早中期中原地區高等級墓葬的基本特征，以唐代葬制為主，兼有吐谷渾、吐蕃、北方草原等文化因素。

      該墓群的發現使我們能夠從文字和實物層面，生動揭示吐谷渾民族逐漸融入中華文明體系的歷史史實，并從中窺見歸唐吐谷渾人思想觀念、物質生活、文化認同等歷史細節的變遷，為增強民族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提供典型案例，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提供學術支撐。

新疆尉犁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位于新疆尉犁縣東南90公里處的荒漠無人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遺址累計清理出土各類遺物1450余件（組），均為戍邊將士日常生活、工作實用器物。其中以883件文書最為引人注目，這不僅是國內遺址考古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書資料，也是首次發現的唐代漢文木簡實物標本。

      考古發掘首次揭露了唐代沙堆烽遺址的全貌，為了解唐代戍邊生活，認識羈縻府州政治管理體制，研究古代軍事制度，特別是邊塞烽堠機構的運行等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鄉安徽鳳陽興建的都城。城址由三重城垣構成，面積達50平方公里。城垣、宮殿、壇廟、中央官署、軍事設施，與路網、水系及建城時的窯址、石料廠等遺存共同構成了龐大的明中都遺址群。

       明中都前朝區宮殿的形態因史料記載不詳而一直成謎，2015-2021年的發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屬建筑的布局，解決了40余年來的猜測和爭論，極大地推進了明中都的認識和研究。宮殿布局和結構的廓清彌補了宋元到明清時期宮殿制度轉變的關鍵環節材料，從實物上印證了明中都城在中國古代都城規劃中上承宋元、下啟明清的歷史作用。 （轉載人民網）